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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金生态中的政府角色转换

  在本月14至15日召开的“2018两岸农村金融创新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分享了一项针对我国政府信用支撑能力研究的数据:我国直接或间接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非金融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等,其债务总数是我国财政总收入的十几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债务违约率达到7%,财政收入就将无法负担违约状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政府信用是被过度透支的。而这一问题在农村金融实践中体现得更为普遍。笔者在采访调研多地农村金融的机制设计时发现两个现象:一是地方财政除了要在过程中提供配套补贴以外,一定也会以风险补偿金等形式成为风控的最后一环,且多数没有设计相应退出机制;二是当被设定为试点的重点地区,过量的商业性投资就会进驻这一地区。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地方政府信誉作担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动员金融或商业性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在政府买单多数风险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服务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以及试点期结束后商业金融的可持续性将遭到质疑。就更不必提,地方政府过度参与经济金融活动可能产生的流程的低效率和资金空转了。

  政府信用的过度支撑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这在城镇中体现在,国有背景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和股市资金的青睐,而由此带来了资金配置不充足、不均衡以及创业创新发展被抑制的现实问题。而近些年,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也逐步凸显。

  由于过去在基础设施、平台搭建等方面的欠账较多,再加之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农业弱质性的特点,乡村的振兴特别是其对资金的需求,确实需要政府财政作引导。但引导的方式、财政资金和信用占比以及如何设计财政退出机制,还是需要在实践中谨慎选择的。毕竟,县域要想有长远振兴,城乡实现融合发展,还是需要市场成为主导力量,地方财政和信用不足以也不应当持续、过度地满足发展需要。

  这就要求政府在未来农村金融供给中转化角色,以总体政策把控和平台搭建等职能,部分取代在信用支撑和资金直接供给中的作用,进而逐步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健康运行。

  最基本的,各级政府需要对农村金融机制设计要求的总体把握,以整体规划代替具体执行。在制定政策和配套机制前,政府应熟知所辖区域的金融供给情况和问题,做到对症下药,避免政策盲目性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更有效的职能则是体现在金融基础设施和平台的搭建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在近些年有所加强,但在各类产权的确权登记、评估、流转等方面仍显不足。包括,之前提到的金融供给对财政信用的过度使用和依赖,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农村各生产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机制的缺位。政府主导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相较于商业化或第三方主体,更具客观性和对区域整体特殊性的考虑。同时,政府在完善地区金融基础设施时,有能力将金融科技的力量融入其中,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区域整体金融运行效率的提升。

  平台助推生产经营主体能力的作用,在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台湾地区的“农渔会”就将供销渠道和生产、家政培训与信贷服务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贷款的按时回收和新金融需求的及时发掘。大陆这边的部分合作社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但整体的动力不足,其与各金融供给主体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如果政府能够进行适度的帮扶和引导,在此类平台搭建中或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政府在这些体系完善和间接帮扶中,或许也将花费不少的财政资源,但相较于直接的信用透支和资金拨付,都将更有效而长远。  

责任编辑:hanhao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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